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治区民委与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出版《共有精神家园·撷英内蒙古》专刊。专刊分山河共美、历史共创、家国共兴、血脉共融、伟业共铸、文脉共续六个专题，共刊发了48篇文章，我们将陆续发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上，敬请关注。
居延汉简·黑水城文书：大漠朔风中的历史回响
文/魏坚 潘晓暾
发源于祁连山北麓中段的黑河，古称“弱水”，流入内蒙古境内称为额济纳河，冲击出额济纳三角绿洲，其末端汇入金斯图淖尔即古居延泽，滋养着祖国北疆这片戈壁绿洲的万物生灵。
居延地区先秦时称“弱水流沙”，秦汉以后始称“居延”，汉代曾是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所在地。从西汉两个都尉府和烽燧障塞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到东汉时张掖居延属地，再到献帝时改置西海郡，居延地区因汉朝的移民戍边和管辖而获得快速发展。魏晋时，西海郡这一政区建制继续沿用。隋代在此设同城镇。武周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前后，一度“以同城权置安北府”，代行安北都护府职责。约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安北都护府撤离同城镇，此后成立同城守捉。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置宁寇军以统领居延军务，防突厥侵扰。西夏王朝在居延设置黑水镇燕军司，建黑水城。元代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其治所就是在西夏黑水城基础上扩建的黑城遗址。这一时期居延地区的农业相当发达，存留有较多的农田及河渠遗址，各类佛教寺庙、古塔以及伊斯兰教清真寺随处可见。星罗棋布的古代遗迹和大量的出土文物，实证了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居延地区的长期有效管辖，见证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与发展。
黑水泱泱，孕育了居延悠久的古代文化；大漠苍苍，掩藏着边陲丰厚的文字资料。居延汉简和黑水城文书的出土，与殷墟甲骨和敦煌遗书并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古代文献发现，并因此诞生了两门新型学科——简牍学和西夏学。
出土于额济纳旗居延遗址的居延汉简 作者供图
边塞遗韵：居延汉简的文化光影
居延汉简主要出土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因这一地区在汉代为居延都尉府所在地而得名。其目前共存近4万枚，主要由《居延汉简》、《居延新简》、《额济纳汉简》三部分组成，其时间跨度从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前后跨越近400余年。这些珍贵的简牍，宛如汉代先民的生活日记，为今人开启了一扇解读历史、探寻古代文明的窗口。
1930年4月，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籍考古学家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博罗松治因捡拾滑落的钢笔而发现了第一枚汉简，随后考查团又在30个不同的地点发现了1万多枚汉简。这批汉简包括汉代官方文书、过所、簿籍、诏书、律令、历谱、书籍等内容，现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1931年，劳干、贺昌群、马衡、余逊等学者对这批汉简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考释工作。1936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首次将劳干和余逊两位先生的部分释文利用晒蓝图纸技术印制成了册子，即后世所称《晒蓝本》的释文本，也是居延汉简最早的释文成果，为后续汉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劳干先生撰写《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一书，成为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但该书只收入2596枚汉简，仅占全部简牍的25%，难窥其全貌。1980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汉简照片和经重新修订的释文，并注明了简牍的出土地点，为国内外考古、历史工作者所采用。2014年起，台湾“中央研究院”先后出版了《居延汉简（一）》、《居延汉简（二）》，两本书籍中的汉简图片采用了红外线拍摄技术，呈现了居延汉简的崭新面貌。
1972年至1976年，由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等单位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发掘了肩水金关、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等三处遗址，出土汉简达19637枚。1976年至1986年，该考古队在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调查以及在甲渠候官遗址测绘时共获取1500余枚汉简和1枚西晋太康年简。由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与调查所获的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以区别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目前这批汉简分别存于甘肃简牍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居延新简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极少，以文书、簿籍简为主，内容涉及汉代政治、经济、法律、军事、邮驿、农业医药、民族关系、文书制度等各方面。其中，纪年简约1200余枚。与以往出土的居延屯戍汉简相比，居延新简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各类簿籍等，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1990年至2016年，《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居延新简集释》相继出版。这些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居延汉简整理与研究的学术水准。
1998年至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时，又获500余枚汉代简牍，将其命名为“额济纳汉简”。这批汉简目前存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形制有简、两行、牍、柧、楬、封检等，出土时有两件较为完整的册书，其中一册尚系有编绳，保存了册书的原貌。汉简以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者居多，纪年简最早见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晚者见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其内容以行政文书居多，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亦不乏新史料，如王莽登基诏书、分封单于诏书、行政条例等皆属首见；涉及历史地理的从泾阳到高平等地的驿置里程簿；有关名籍、债券契约等也多异于旧简，此外尚见《晏子》、《田章》、《苍颉》及医方、历书等残简。这批汉简的发现，深化了简牍界对汉简出土地域环境和当时边塞戍卒生活状况的认识，也为日后大规模居延考古调查与发掘奠定了基础。这些简牍之释文见于《额济纳汉简》一书。2007年，《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一书问世。
时间不语，汉代的人和事已隐没在历史尘雾里，而文字之光穿越时空阻隔，让逝去的岁月在一枚枚汉简里再现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流与融合，重现大汉雄风下国人的烟火日常。
丝路遗珍：黑水城文书的记忆回眸
西夏至元代是居延地区自汉以后的又一个繁荣期。西夏立国后，在此设置黑水镇燕军司，建黑水城，其城址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5公里的荒漠戈壁上。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归甘肃行省管辖，其城在继续沿用西夏黑水城的基础上向西南扩大，即如今所见黑水城的规模。黑水城文书即指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年代范围涉及唐、五代、宋、西夏、金、元。
1908年至1909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率领探险队先后在黑水城盗掘了大批文书和珍贵文物，这些文书被称为“黑水城文书”，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俄藏黑水城文献有8000多个编号，涉及西夏文、汉文、古藏文、蒙古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其中西夏文献数量最多，汉文文献数量次之，文献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佛教经典等。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达成协议，合作编辑出版该所收藏的中国黑水城出土文献。此后，《俄藏黑水城文献》于1996年出版。
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前往黑水城盗取了4000多个编号的文书，现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这批文书主要以西夏文献为主，还有数量可观的波斯文、藏文、回鹘体蒙古文、巴利文、梵文、汉文；既有行书、草书，也有楷书、篆书。文献内容有官府文书、军法兵书、典当契约、韵类辞书、诗歌艺文、医学药方、星历占卜和佛经等，为研究西夏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语言、文学和科技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05年、2010年，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现北方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将斯坦因盗获的文书编纂成《英藏黑水城文献》出版，为西夏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额济纳河下游地区进行考察与发掘，中方成员黄文弼先生在黑城发掘出土一批文书，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2年至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黑水城采集到少量文书，现藏内蒙古博物院；1976年、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到黑水城调查，均采集到少量文书，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1983年至1984年，国家文物局下拨专款，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探明了古城的布局和沿革，出土了3000多件文书，现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这批文书以汉文文书为主，占此次发掘所获文书总量的25%，其余为西夏文、畏兀儿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古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文字文书。1991年，《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出版。
目前，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约4000余件，其中社会文献占绝大多数，宗教文献只有很少一部分。在社会文献中有公文、民间文书、票据和印本等，以钱粮类文书居多。200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通力合作，将新中国成立后所获文书汉文部分整理为《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一书出版，蒙古文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则由内蒙古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相关研究机构联合译释。
黑水城文书的发现，让古老典籍重新熠熠生辉，展示着西夏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共存的繁荣景象。
（作者魏坚为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潘晓暾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牛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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