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治区民委与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出版《共有精神家园·撷英内蒙古》专刊。专刊分山河共美、历史共创、家国共兴、血脉共融、伟业共铸、文脉共续六个专题，共刊发了48篇文章，我们将陆续发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上，敬请关注。
嘎仙洞：拓跋鲜卑的文化记忆与历史坐标
文/梁云 胡雪艳 白苏雅拉图
鲜卑是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按照最早驻牧的地区，鲜卑主要分为两大支系：其一为拓跋鲜卑，亦称北部鲜卑。此支发轫于大兴安岭北段之“大鲜卑山”。《魏书·序纪》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1980年，考古发现嘎仙洞石刻祝文，确证此处即拓跋先祖旧墟石室，为北部鲜卑发祥之地。其二为东部鲜卑，史称“鲜卑山”部。此支肇基于大兴安岭南段，因山名族，见于《后汉书·鲜卑传》，其后慕容、宇文、段部等皆属此系。
鲜卑二支虽同出东胡，然而迁徙路线各异。北部鲜卑经“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之长途跋涉，终至匈奴故地；东部鲜卑则南迁辽西，与中原地区接触更早。至魏晋时，两支各自繁衍，枝蔓纷披。
地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是我国古代拓跋鲜卑部族的发祥地，其祖先就在这里居住。嘎仙洞的发现，揭开了拓跋鲜卑起源地的千古之谜，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嘎仙洞遗迹的考古发现，抑或是世代守护在当地的鄂伦春和其他各民族，都充分证明嘎仙洞保持着鲜明而深刻的民族交融记忆。
嘎仙洞出土的拓跋鲜卑旧墟石室石刻视觉中国供图
嘎仙洞石壁上的“密语”
在苍茫的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如同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静静地守护着拓跋鲜卑的起源记忆。这座天然花岗岩洞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旧墟石室”，更是拓跋鲜卑部族文化的精神象征，承载着这个部族从森林走向草原、最终入主中原的集体记忆。
1980年7月，由米文平、孟广耀、曹永年等学者组成的内蒙古文物考察队循着《魏书·礼志》中“凿石为祖宗之庙”的蛛丝马迹，深入大兴安岭北段。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一个被当地鄂伦春人称为“嘎仙洞”的神秘石洞引起考察队的关注， 并在洞内发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祭祖时所刻的祝文。
历经1500余年的风雨侵蚀，石刻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一重大发现旋即震动学界。经多学科专家联合考证，嘎仙洞确系《魏书》所载拓跋鲜卑“先帝旧墟石室”。石刻内容与《魏书·礼志》记载高度吻合，其书法风格、用词特征均符合北魏早期特点。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嘎仙洞石刻以实地印证了《魏书》记载的可信性，明确了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的历史事实，也为研究北方民族早期祭祀制度提供了珍贵标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嘎仙洞位于嫩江支流甘河上游的嘎仙沟内，这座天然形成的花岗岩洞穴气势恢宏，洞室最高处达20余米，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堪称大兴安岭地区罕见的巨型岩洞。1980年8月至10月间，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专家的指导下，考古工作者对嘎仙洞进行了初步发掘。其出土遗存主要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型简单，多见手制罐、钵类器物，表面多饰以压印纹、篦点纹等原始纹饰；石器，包括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尤以压制精致的石镞、石叶最具特色；骨角器，有骨锥、骨针、角锥等生活用具；动物骨骼遗存，包含鹿、野猪、獾等野生动物骨骼，反映了早期拓跋鲜卑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经测定，这些遗存的年代为距今2400多年。与后续在内蒙古其他地区及山西发掘的鲜卑文化遗存相比，嘎仙洞更具原始性，生动展现了鲜卑先民从森林狩猎向草原游牧过渡的演进轨迹，为研究北方民族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为研究鲜卑早期历史的关键遗址。
和林格尔盛乐博物馆展出的嘎仙洞古代鲜卑人生活场景 视觉中国供图
早期拓跋鲜卑与各族群的共生演进
早期拓跋鲜卑是指从拓跋鲜卑兴起到北魏王朝建立前的历史阶段，即自文献明确记载“拓跋”称谓始至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止，历经大兴安岭北段至阴山南麓的三阶段迁徙过程，实现由森林狩猎向草原游牧的经济转型。
早期拓跋鲜卑通过与同属东胡系统的宇文、慕容等鲜卑别部的交往（公元2世纪以前），以及与北狄系统的匈奴、高车、柔然等游牧族群的互动（公元2至4世纪），见证了北方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程。通过与这些周邻部族的碰撞交流、政治联姻、经济往来等，拓跋鲜卑形成了融合多民族元素的文化复合体，不仅自身力量持续壮大，更在制度创新、军事组织和文化融合等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最终为北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军事和文化基础。
“七分国人”与“多族共存”。
据文献记载，大泽时期（公元2至3世纪），早期拓跋鲜卑作为游牧部族，在逐步南迁和扩张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方式——“七分国人”，即将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划分为七个主要部落或家族，形成联盟体系。《魏书·序纪》与《官氏志》的文献上，献帝邻的身影若隐若现。这位雄才大略的草原君主，深知要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立足，就必须打破血缘的藩篱。于是，纥骨氏的高车勇士、普氏的匈奴贵族……曾经的对手都被纳入拓跋部的穹帐之下。献帝邻让亲兄弟分领各族，既似中原的“封建亲戚”，又带着草原特有的豪迈，用血脉的纽带维系政治的联盟。
上述这一史实，被考古学家发掘的位于呼伦湖畔的拓跋鲜卑墓葬得以证实——在一个匈奴特色箭囊旁，静静地躺着鲜卑特有的鹿纹金饰；高车人惯用的马镫与拓跋贵族的玉佩同处一室……这些沉睡千年的证物，无声地诉说着那个多族群交融共生的时代。这样“多族共存”的盛景，也成就了后来北魏的辉煌。“七分国人”不仅是一次部落重组，更是一个部族从血缘走向地域、从单一迈向多元的关键转折。
“与魏和亲”与“往来不绝”。
当拓跋鲜卑部众驱赶着牛羊，从苍茫的呼伦湖畔向西南迁徙，阴山脚下的广袤草原成为连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纽带。公元261年，拓跋力微做出了“与魏和亲”的决定，当其子拓跋沙漠汗踏上南下的旅程，眼前的景象令其震撼：规整的阡陌纵横交错，繁华的市集人声鼎沸，巍峨的宫殿金碧辉煌。他不仅从洛阳的朝堂上带回了珍贵的丝绸与典籍，更带回了对另一种文明的深刻理解和拥抱。此后，拓跋鲜卑与中原王朝“聘问交市，往来不绝”，从未因政权更迭而中断。“和好仍密”是深远的政治智慧，也是两种文明相互吸引的必然结果。
大漠孤烟与中原炊烟，交织成一幅和美画卷。拓跋鲜卑以其开放包容的胸襟，为后来的民族大交融奏响了序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共生演进与创新交融。
在历史的长河中，拓跋鲜卑与各族群密切往来，不断互相汲取、交融、创新。匈奴的骏马、高车的铁器、中原的丝绸，每一次贸易往来、每一场政治联姻、每一回军事结盟，都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共生。曾经单纯依靠狩猎采集的拓跋部众，如今驾驭着改良后的马车，驱赶着杂交培育的牛羊群，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驰骋。而在定居点周围，汉人农夫传授的耕作技术让田野里长出了金黄的粱谷，半农半牧的新型经济模式为拓跋鲜卑部落发展提供了稳定保障。传统的氏族长老议事逐渐让位于更加制度化的“八部大人”治理体系，融合匈奴部落联盟智慧和中原官僚经验的独特制度获得了更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最耐人寻味的是鲜卑日常生活的渐变，穹庐内，鲜卑主妇开始用汉式的陶甑蒸煮食物；集市上，年轻人争相购买带有匈奴纹饰的佩刀。细微不觉的变化，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文明潮流，推动着拓跋鲜卑与各族群文化的共生演进、创新交融。
北魏的建立及拓跋鲜卑的历史贡献
当北魏王朝的旌旗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洛阳上空猎猎作响，一个来自北方草原的部族完成了惊人的历史跨越。拓跋鲜卑，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稳固政权并统一北方地区的游牧族群，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既能看到汉晋遗风的传承，又能望见隋唐气象的雏形。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改革，不是简单地照搬中原文化，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重构。北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秉承着传统的石窟情结，北魏还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等。其中的佛像，雄浑的线条中既有草原民族的粗犷，又透着中原艺术的精妙。昙曜五窟的造像，正是这种文化融合的鲜明象征。鲜卑人的审美情趣与中原的雕刻技艺在这里水乳交融，开创了中国佛教艺术的新纪元。而“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创新，同样展现了统治者的非凡智慧。
尤为重要的是，北魏开创的多族群共治模式，打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界限。在洛阳的朝堂上，鲜卑贵族与汉人士大夫并肩议事；在辽阔的疆域内，不同族群和谐共处。这种开放包容的治理理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珍贵范式。
从大兴安岭北段“石室旧墟”的穴居野处，到呼伦湖畔的草原游牧；从阴山脚下的部落联盟，到统一北方的强大政权，拓跋鲜卑的交融发展之路，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生动缩影。
（作者梁云为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胡雪艳为呼伦贝尔学院旅游地理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白苏雅拉图为呼伦贝尔学院科学技术处副教授 责编/牛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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