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治区民委与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出版《共有精神家园·撷英内蒙古》专刊。专刊分山河共美、历史共创、家国共兴、血脉共融、伟业共铸、文脉共续六个专题，共刊发了48篇文章，我们将陆续发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上，敬请关注。
辽上京遗址：草原古城璀璨明珠
文/董新林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北方地区与中原、南方地区之间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辽朝是由契丹人建立的、汉人居多数的朝代（公元907年至1125年）。唐王朝灭亡时，雄踞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契丹部落联盟，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痕德堇成为可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效仿中原王朝汉制称“皇帝”，正式建国号“契丹”，建元神册，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太宗耶律德光等一度改称“大辽”，史称“辽朝”，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强大的政权之一。
公元10-13世纪，辽朝和金朝与五代、北宋、南宋并存。辽朝统治区域包括北方游牧草原和燕山以南部分农耕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对后来的金朝、元朝和清朝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辽朝和北宋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以及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京之首 草原都城
都城，可以说是一个王朝的缩影。辽朝先后设置五京。《辽史·地理志》载：“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其中，辽上京是辽代始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首都，中京等其他四京都是陪都。
公元91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诏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选定“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之地营建“皇都”。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获得燕云十六州，开始有效统治燕山南北地区，遂改契丹国号为“大辽”，改皇都之名为“上京”，府曰“临潢”，并开始大规模扩建上京城。
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局部（上为东）
辽上京城由北城（《辽史》称皇城）和南城（《辽史》称汉城）组成。北部的皇城平面略呈不规则方形，中部有大内（即宫城）。皇城是契丹皇帝和贵族居住的区域，主要建筑多集中于皇城南部，有皇后皇妃宅、官署、孔庙、寺院、道观、作坊等。汉城在皇城南面，略呈方形，是重要的经济贸易区，城内多市肆、作坊、馆驿、回鹘营等。
辽上京城大约废弃于金末元初，此后逐渐淡出世人视野，直到清道光年间，才被地理学者张穆等人重新发现并考证。辽上京作为辽代首都沿用了200余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草原都城，也是我国目前保存状况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
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北部皇城遗址平面格局保存完好，夯土城垣高达6-10米不等，宫殿寺院等建筑基址依稀可见；南部汉城遗址地表遗存保存略差，但城内文化遗存堆积较厚，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更迭，雄伟壮观的都城虽不复存在，仅留下残垣断壁和高低错落基址，但站在城内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盛世繁华。
辽上京遗址1961年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1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辽上京宫城南门俯视图（上为南）
择中而立 因俗而治
1962年，为配合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和试掘。此后，陆续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工作，但考古发现都较为有限。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该遗址进行全面勘测和考古发掘。经过十余年的考古发掘，考古队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和新成果，推动了对辽上京形制布局和历史沿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人们对辽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认识。
宫城位置和形制的确定。考古队通过全面的考古勘探和重点试掘，确认了宫城的位置和规模。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近方形，东、南、西各辟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考古队初步掌握辽上京宫城城墙的营建方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
东向轴线的确认。考古队发现并确认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及贯穿其间的道路遗址，整体呈东西向轴线布局。这证明辽上京城市规划之初，是以东向为尊设计的，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平面布局和规划理念的研究。
南向重要皇家建置的新发现。2022年至2024年，考古队通过对辽上京皇城西南部一号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确认其是皇城南门大街西侧一处院落中央的主殿，坐北朝南，规模超过了此前所发掘的宫殿建筑，应为都城内极为重要的皇家建置，其后轴线上还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南向殿址。这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南向大型建筑，是研究辽代礼制建筑及其皇城布局的重要资料。
西山坡为佛寺遗址性质的确认。考古队根据发现的遗迹和出土遗物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十分重要的佛家寺院遗址。佛寺坐西朝东，核心建筑分为南、北两座院落，规模庞大。位于佛寺中央的大型塔基，出土大量精美写实的泥塑罗汉造像。西山坡佛寺遗址项目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建筑形制类型和建造技术的新认识。通过对皇城内多处建筑遗址的发掘和解剖，辽上京考古队了解到当时都城建筑的形制类型、历史沿革及其建筑技术特点。从皇城和宫城的东门、西门遗址来看，辽上京的城门主要可分为以皇城东门、西门为代表的过梁式城门和以宫城东门为代表的殿堂式城门两种。这为研究辽代建筑的形式、技术及其源流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资料。
重要遗物编年断代的新突破。辽上京遗址是包含辽朝、金朝和元朝早期不同时段叠压的大型遗址。考古队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内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层堆积情况，同时根据获得的瓦当和瓷器等重要物件，可初步建立一些遗物的年代序列，为辽上京城址营建、发展、废弃等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其他遗址断代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标尺。
“辽上京规制”对后代影响深远。辽上京遗址“日”字形平面布局和皇城“回”字形环套式规划的混搭模式，是秦汉以来中国都城规划理念和营建模式的创举。辽上京城平面呈“日”字形，分皇城（北）和汉城（南）两部分，体现了契丹统治者 “因俗而治”的理念。北部的皇城内以宫城为核心，形成“回”字形布局，有明确的中轴线，是效仿中原王朝“择中而立”、“皇权至上”思想的反映。契丹统治者将“因俗而治”理念和“皇权至上”思想有机结合，形成的“辽上京规制”，直接影响到金、元、明、清诸朝早期都城的规划和使用。
尊崇儒家 民族交融
辽金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是厘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关键节点。
从地理位置上看，辽上京不仅是辽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是连接中原等地区以及东亚、中亚的枢纽。辽上京与北宋、西夏、回鹘和吐蕃等，以及漠北藩属诸部的密切往来，极大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草原游牧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高度融合。同时，其与东部的日本以及西部的大食、波斯等国家的经济文化往来，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治理体制上看，辽朝不断吸收中原之制，拥有幽云十六州后，将中原地区传统的州县制与契丹人的部族制相结合，采取二元治理体制，结合自身传统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与“因俗而治”共存的政治体制，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维护辽朝政权的稳定，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从文化认同上看，辽朝崇尚儒家思想，尊重、吸纳中原文化，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辽上京遗址是以一号大型建筑基址为核心的南向院落，历经辽、金两代三次大规模营建，其建筑的轴线位置、朝向和院落规模沿用未变；遗址出土物品主要包括陶瓷器、泥塑和铜钱等；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和道观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由此可见，辽朝在宫殿等建筑体现“坐西朝东”传统的同时，融入和承袭中原文化习俗，体现了文化交流互鉴。
2023年，随着“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式文本”的编制工作完成，申遗条件已基本具备。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力地证明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实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程，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增进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原辽上京考古队队长 责编/牛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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