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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匈奴内迁归汉：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文/胡玉春
“匈奴”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史书里。当时，这支活跃在阴山一带的游牧民族，是赵、秦、燕等诸侯国的博弈对象。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游牧政权。
西汉建立后，汉匈双方开始了持续三个世纪的往来互动，历经和亲、绥靖到军事对抗的转变过程。汉宣帝年间，匈奴王庭内部因激烈的权力争夺陷入了长久的动荡。呼韩邪单于在这一复杂局势中崛起，于西汉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率部归附汉朝。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驱散了长久笼罩在汉匈关系之上的阴霾，开启了汉匈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新局面。
王莽执政后，背弃了宣、元二帝时期与匈奴订立的旧约，致使汉匈战火重燃，北境百姓流离失所。东汉初年，匈奴因内部矛盾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采取“汉匈一家”政策，逐步内迁并融合于中原文明体系，史称“南匈奴归汉”；北匈奴则率残部西迁中亚，从此淡出中国历史舞台。
南匈奴归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晋时期“晋匈奴归义王”驼钮金印 视觉中国供图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日逐王——比效仿其祖父，率南方八部归附汉朝。这段历史的缘起，要从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的继承纷争说起。
呼韩邪单于一生至少有5位阏氏，其中较为知名的有颛渠阏氏、大阏氏以及宁胡阏氏（王昭君）。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临终遗命，指定由他与颛渠阏氏所生的长子且莫车继位。颛渠阏氏深明大义，认为且莫车尚且年幼，经与亲姐妹大阏氏商议，决定将单于之位让给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并约定此后单于之位依序传予弟弟们。然而，“兄终弟及”的传承局面在历经6代之后就被打破了。
第六代单于舆意图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于是杀害了弟弟、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舆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继任。这一继承顺位的变更，引发了前单于子嗣们的强烈不满。其中，囊知牙斯的长子比的抵制情绪最为激烈，因此遭到新单于的猜忌。此时，适逢草原遭遇严重旱灾，草木枯萎殆尽，人畜饱受饥馑与疫病之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比在匈奴南方八部的支持与拥护下携众南向，款塞归命。
南匈奴归汉的历史，表面看是单于继承权争夺的偶然事件，实则是多重历史合力的必然结果：从政治结构分析，匈奴军事联盟制固有的权力分散性，导致王庭控制力随实力消长而波动；南部集团因长期毗邻汉王朝疆域，通过关市贸易与人员往来，形成了稳固的亲近汉朝的社会氛围；东汉王朝延续宣帝“辅其微弱”的怀柔政策，与匈奴构建了政治互信的历史记忆；“旱蝗—饥疫”灾害使草原生态承载力突破临界点。因此，比的南附决策客观上为部众开辟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本质是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良性互动、彼此交融的必然结果。
东汉中央政府的安置策略
南匈奴归汉之后，历经三次大规模迁徙。这受益于东汉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安置策略，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包容性与同理心。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东汉朝廷颁布诏令，明确指示“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同年，东汉中央政府派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单于，为其在距离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西部八十里的地方建立王庭。实际上，早在东汉中央政府颁布这道命令的前两年，比就率领部众迁移至五原塞。由此不难看出，东汉中央政府为南匈奴建立王庭，顺应了其心意。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当汉廷的中郎将前来宣读这一诏令时，比早已在五原塞等候迎接。东汉中央政府的这道命令，实际上是默许了他们的这一行动。
在五原塞建立王庭不久，东汉又下诏单于庭迁入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这次迁徙是段彬等人出使南匈奴回来后，汉朝颁布的新诏令。东汉中央政府原本派遣段彬等人为南匈奴在五原塞西部八十里处建立王庭，为何段彬刚一返回，汉廷就改变主意呢？好在文献史籍给出了解释：“彬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这里的“诏乃听”可以理解为朝廷同意了南匈奴的请求，允许其迁徙至云中郡。诏令下达后，南匈奴当即遣使上书，表达对东汉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
南匈奴王庭迁至云中郡后，依旧频繁遭受北匈奴的侵扰与威胁。鉴于此，东汉中央政府决定让南匈奴部众再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在单于庭三次转换驻地过程中，南匈奴部众被划分为八部，单于亲自统领一部，其他诸部王各自率领部众屯驻在东汉北方沿边八郡境内，分布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以及山西、陕西、河北三省的北部地区。
南匈奴南迁以后，经济稳步发展，社会相对安定。在北匈奴西迁之前，南匈奴曾经有八位单于统治着。单于拥有自行任命官吏的权力，东汉派往南匈奴的使中郎将虽拥有“参辞讼”的职权，但并不过多干涉南匈奴单于及各部首领对部众的具体管理。这种治理方式既确保了东汉对南匈奴的统属关系，又维护了南匈奴的相对自治，为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北匈奴人由此向化者也络绎不绝，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至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南匈奴人口由3万多人发展到23万多人。
在安置南匈奴的同时，东汉中央政府也实施了积极的边疆治理政策。光武帝多次颁布诏书，鼓励中原地区的边民重回故乡，一方面促进北方经济社会复苏，另一方面使得北方汉人与匈奴人杂居共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更加融通，有力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共生
南匈奴回归与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融有着紧密联系，即使是汉匈频繁发生冲突的历史阶段，双方的往来交流也从未间断。
西汉文帝、景帝时期，汉朝与匈奴开通关市，其间双方可自由贸易，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两地人民的物质生活。西汉武帝即位，继续厚遇关市，且多让利于匈奴，来往长城内外的匈奴人络绎不绝，民间贸易活动从未因战乱而完全中断。据《居延汉简》记载，当时在敦煌、张掖、居延等地汉人有出售小鸡、鱼肉、鸡蛋给匈奴的记录，而匈奴的皮毛制品则流入了边郡各县。这种广泛存在的密切贸易往来关系，也在对匈奴墓和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
南匈奴归附后，进一步突破生产方式的地理空间限制，开启了农牧结合的经济生活方式，部分匈奴人口开始从事农耕。南匈奴入居的云中、西河等郡，从西汉以来就是农耕区，他们长期与当地汉人杂居，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东汉中央政府给予南匈奴的帮助中，还包括冠带、衣裳、锦、缯、絮、乐器、饮食器等生活用品。因此，南匈奴的日常生活逐渐与中原人民趋同。同时，这一时期中原畜牧业经济也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中原人逐渐掌握匈奴社会的畜牧技术。
随着经济频繁往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交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到东汉时期，匈奴的服饰、饮食、音乐、舞蹈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史称“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同时，中原的酒米、缯采、冠带衣被、饮食器具及孝悌观念、语言文字逐渐被匈奴人接受。这种文化上的双向互动，使得当时北方地区的生产方式、职官制度、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领域兼具多元化特征，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
东汉后期，南匈奴陷入了持续的内乱之中。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出兵并完全掌控了南匈奴部众。其后，曹操将南匈奴分成左、右、南、北、中五个部落，每个部落派匈奴贵族当部帅，活动范围逐渐向南收缩至今山西省中北部地区。西晋末年，匈奴各部不满晋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制，时任左部帅的刘渊趁势起兵，并以“吾又汉氏之甥”为名建国号“汉”，公元316年汉灭西晋，正式拉开五胡十六国的序幕。
在五胡十六国的纷争中，其他匈奴支系也在北方开枝散叶：匈奴铁弗部在鄂尔多斯起家，其著名的首领赫连勃勃于公元407年以大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东南）为中心建立大夏政权，后迁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古城）。匈奴的另一支系沮渠氏在武威建立北凉，公元439年被北魏终结，成为十六国最后灭亡的政权。匈奴政权存立期间，既承袭秦汉郡县制度实施行政管辖，又认同华夷同源共祖历史观，将自身政权纳入了华夏王朝更迭序列。
南匈奴内迁归汉所形成的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融合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在长期深入的互动、碰撞、融汇中，中华文明展现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
（作者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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